引言
21世纪初，与商业、媒体、教育和地理不同，医学本质上就效率低下。当利害关系涉及生死或健康时，当基本准则认为获得良好照顾是一项基本人权（无论法律或实践是否符合这一理念）时，成本效益分析就受到严重限制。
即使那些痛惜在临终关怀上花大笔钱的人，也不敢贸然主张对身患绝症者进行系统的安乐死。事实上，就连兽医——他们传统上认为将生病的动物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既是必要的，也是合乎伦理的——现在也常常在结束一个非人类患者生命时遭遇情感痛苦。现在很多动物饲主把宠物当成家人，有些人愿意从腰包里掏出几万美元，用于宠物器官重建手术等复杂治疗。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进步主义在年前与动物权利无关，而是与为了社会效率而对个体人权发起攻击。
种族主义社会学家和“社会效率”倡导者爱德华·罗斯并不孤单。经济学家托马斯·伦纳德在其著作《非自由主义改革者》中记录了一些曾经被尊为现代性典范的人物，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再到D.H.劳伦斯，是如何为了繁荣和健康的后代而支持强制绝育甚至大规模安乐死的。比如，激进的经济学家斯科特·聂尔宁等许多左翼英雄也持类似观点。比拉森更保守的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作为一个档案卡系统的发明者赚了大钱，也损失过大笔财富——甚至将优生学视为未来宗教的基础。
在“二战”后岁月里，对之前纳粹杀害精神病人以及对大屠杀的揭露，至少令旧式的“种族清洗”运动名誉扫地，尤其是对美国有影响的纳粹优生学变得臭名昭著。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几十年也是以医生为中心的医学的巅峰时期，抗生素似乎有望实现无细菌的未来，索尔克发明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消除了最可怕的病毒威胁。一代年轻医生被教导成为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包括许多工会工人都享受医疗保险。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签署《国家癌症法案》时，征服癌症似乎指日可待。
人们普遍把对癌症开战比作对毒品开战，这意味着就像在“二战”中一样，成败的赌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迅速成功的结论压倒了对资源的经济利用。即使考虑到通胀因素，医疗总体上也变得越来越昂贵，但医疗效率低下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像诉讼费用和拖延似乎是让各方都有机会陈述理由的代价一样。年，联邦公务员系统的一名律师、广受欢迎的法律作家威廉·西格尔因其著作《法律：低效的科学》而激怒了学术界。西格尔认为，只有专制和独裁的机构才能避免普通法中那些低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像都铎王朝声名狼藉的地下审判团一样。
20世纪80年代，西方在这方面的看法发生了转折，选民们支持削减成本的医学效率模式，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其他政界人士都称赞这种“自由市场”模式，而这一模式在当时和现在都受到改革派的抨击。美国私营保险业促进了健康维护组织的发展，这些机构的选择仅限于参与医院。处方费用可以通过根据首选药物的时间限制报销并支持通用药物来控制。额外文本工作负担鼓励了医疗企业合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情分为五类。
第一类，作为高效医疗的关键，有详细的标准化程序代码的电子病历兴起，其代价是拉低另外一些效率。第二类，药物制造商利用循证医学运动，可以通过控制统计数据来控制证据。第三类，基于单个基因组测序的精准（个性化）医学的前景，这可能会挽救生命，但也成为新的效率低下的根源。第四类，自我量化和健康监测设备的兴起，反过来有助于加强与医疗保健提供方的沟通，但也可能使医患关系复杂化。第五类，更复杂的测试和医疗硬件的结果是误诊、过度诊断的激增，这导致护理人员疲于奔命、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压力，有时甚至是不良后果。
所有这些技术趋势都不具有内在的危害性。以结果来衡量，我们使用现有技术比不使用要好。另外，就像教育一样，医学的性质使其无法衡量所有的价值。科学或工程学位的考试可以衡量出考生是否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公式。雇主最初对新的专业人员岗位、工资记录等的满意程度也是可以量化的。更难捉摸的是使人在职业生涯后期变得有效率的特质，当效率意味着解决通常不会出现在考试中的意想不到的棘手问题时更是如此。重点不是要贬低量化，而是要理解量化的偏颇和局限性。
原则上，病历显然一直是医学中最明显、有时甚至是最致命的低效现象之一，许多医生潦草的字迹，以及初级保健医生、专科医生、护士和药剂师之间的沟通，都会给效率带来挑战。进入20世纪后，图书馆和学校开始教授如何在标准化手册索引卡上编写目录条目。尽管图书馆员一直在努力争取统一性和可读性，但直到最近，医生一直拥有自主实践的专业传统，这阻碍了共享。效率低下的后果是悲惨的。年，美国医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每年有名患者死于误读处方。
它估计所有处方错误的成本每年高达亿美元。在英国年公布的一项调查中，被检查的医疗记录中有15%是难以辨认的。从21世纪初开始，新的电子处方系统开始取代纸质文件。这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并非灵丹妙药。根据医学研究所年发表的另一份报告，“可用性、可读性、培训和次优系统保障”问题依然带来很多错误。一项研究表明，电子系统会导致22种不同的错误。这不是反对新技术或重新使用纸质文件的理由。它们提醒着我们对教育技术的了解。
效率难以有效提高，与倡导者的预期相比，这需要更多的时间、金钱和失败积累。电子处方只是电子病历这个一系列复杂得多的挑战的开端，电子病历的想法听起来足够清晰，但却带来了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从数据输入开始，电子记录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处理式的文档，也包含一些嵌入式的测试结果和图像，还是一个日益国家化的系统的标准化单元。为了使管理支付的政府机构和私人保险公司更有效率，必须规范医疗条件和程序。
合理化的药物由详细编码的表格管理，这些并不完全是计算机时代的创新。看过比利·怀尔德《双重赔偿》的人将会回忆起爱德华·鲁滨逊，他扮演“太平洋全风险公司”索赔调查员巴顿·凯斯，他对老板试图将受害者描述成自杀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在精算表中罗列了所有自杀的子类别，并指出没有发生过从行驶的列车上跳下来的案例。事实上，年这部电影上映时，医学统计标准化已经有将近90年的历史，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政府在年首次推出了这一名录。
在一再拖延之后，医院终于在年10月接受了最新版本的疾病编码目录ICD-10（国际疾病分类）。医疗管理人员对此表示欢迎。积极的一面是，学习该系统所需的额外培训是提高效率所需的低效率的一部分。如果所有医生都能继续诊断和治疗病人，并把管理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美国年有16.8万名专业医疗程序员），那么这一改变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其中一些类别引发了媒体的竞相报道，甚至在推特上也有消息。
结语
在疾病编码目录中不仅有鸟类叮咬的代码，还有物种的单独代码。例如，金刚鹦鹉咬伤后的初次医疗（我们可能想知道，ICD-11是否会进一步将金刚鹦鹉细分为蓝金类、斯皮克斯类等，或者对类别进行合并），还有一种是逆戟鲸攻击。有些分类非常离奇，甚至在物理上根本不可能出现，如被燃烧的滑水板烧伤。这可能是疲劳的代码专家的恶作剧，也可能是虚拟词条，以检测侵犯版权的行为，就像人们知道词典和地图出版商会分别插入虚假词语和地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