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那年夏天有许多个晚上，我的邻居家都是笙歌不绝。在他的蓝色花园里，俊男靓女就像蛾蝶一样，在私语声、欢笑声、香槟酒和满天星辰之间穿梭游移。在午后海水涨潮之际，我看见他的客人们从水中木架上跳下去，或是在炎热的沙滩上晒太阳，而他的两艘摩托艇牵引着滑水板，在泛着泡沫的港湾里劈波斩浪地疾行。到了周末，从上午九点直到凌晨，他的劳斯莱斯就成了一辆公共车，持续往来市区接送客人，而他的旅行车活像一只敏捷的黄色甲壳虫，飞也似的蹿到火车站去接人。到了星期一，包括一个临时园丁在内的八个用人，常常会忙上一整天，用拖把、硬毛刷、锤子和园艺剪收拾前夜的残局。
每到星期五，纽约一家水果商会送来五箱橙子和柠檬；到了星期一，这些被切开抠出果肉的橙子和柠檬，会像金字塔般堆积在他家后门处。管家只需用大拇指将厨房那台机器的小按钮按上二百次，就能在半个钟头内将二百多个橙子榨完汁。
每两星期至少有一次，一批宴会承办人会带着几百英尺帆布和大量彩灯赶来，像过圣诞节般把盖茨比家的大花园装扮起来。在摆满各色开胃食品的自助餐桌上，密密匝匝的五香火腿肉，紧挨着色彩鲜艳、造型别致的沙拉，烤得焦黄发亮的乳猪和火鸡。大厅搭建起一个配有真正的黄铜脚杆的吧台，吧台里摆满了杜松子酒和烈性酒，以及相当罕见的旧年才有的甜饮料，到场的大多数女宾客都太过年轻，常常说不出这些甜饮料的种类名色。
管弦乐队在七点钟到达。不是那种简单的五人小乐队，而是完整的正规乐队，双簧管、长号、萨克斯、大小提琴、短号、短笛和高低音鼓一应俱全。去游泳的人相继从海滩回来，并去楼上换衣服；从纽约来的轿车在车道上停了整整五排，大厅、沙龙和走廊挤满穿红戴绿的各色男女，映入眼帘的是奇特而新颖的发式，以及连卡斯提尔①人都无法想象的披肩和头巾。吧台侍者忙个不停，放在托盘上的鸡尾酒不断送到人们手上，外面的花园弥漫着诱人的酒香，空气里洋溢着欢声笑语，处处可见轻松的打趣，走过场式的介绍，以及陌生女人之间热烈的攀谈。
随着太阳渐渐西沉，灯光显得更加明亮，乐队开始演奏与黄色鸡尾酒相配的音乐，众口交汇的人声也似乎提高了八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客人们的笑声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没有节制，随便什么玩笑话，都能让他们大笑不止。人群的变化越来越快，新来的加入者会使之膨胀，但转眼间就会散开并重新组合。有的人一直都在东走西逛，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魅力很有把握的女孩，她们喜欢往来于那些更为稳定的人群之间，时而在一个活跃而欢乐的时刻成为人群的焦点，时而在持续变幻的灯光背景下，意气风发地移步于新的面孔、声音和色彩之间。
忽然之间，在那些穿戴得珠光宝气、像吉卜赛人似的少女中，有个女孩接住不知谁递来的一杯鸡尾酒，壮胆般地一饮而尽，然后挥舞着双手，在帆布铺就的舞池中像弗里斯科①[①即乔·弗里斯科，美国知名歌舞杂耍演员。
]那样独自起舞。人们短暂地安静下来；管弦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旋律。随着一个虚假消息不胫而走—她是“齐格菲歌舞团”中吉尔达·格雷②的替身演员，人们随即喋喋不休地议论起来。此时，宴会正式开始了。
我相信去盖茨比府上的头一个晚上,我是受邀而来的少数几个客人之一。很多人都是不速之客。他们坐上开到长岛的汽车，结果不知怎么就到了盖茨比的家门口。随便哪个认识盖茨的人加以介绍，他们就可以像进游乐园似的自行逍遥了。有时他们自始至终都不曾见过盖茨比本人，似乎只要有参加聚会的欲望，就可以拿来充当他们的入场券了。
我是真正接到邀请的人。那个星期六早晨，一个穿着淡蓝色制服的专职司机令人惊奇地跨过我的草坪，送来了他家主人的一张正式请柬，上面大概写道：若我当晚肯赏光参加他组织的“小小宴会”，盖茨比府上必将蓬荜生辉。他还说以前见过我好几次了，早想登门拜访，却被各种特殊原因耽搁了。落款用漂亮而大气的笔迹写着“杰伊·盖茨比”。
刚过七点钟，我就穿着白色法兰绒便装走到他家草坪上，颇不自在地在那些喧嚷的陌生宾客之间来回溜达，虽然也会不时碰上我在通勤列车上见过的几张面孔。我很快就被不少分散各处的年轻英国人吸引住了；他们穿戴得体，个个面带些许饥渴之情，都在用低沉而热切的声音和有财力、有地位的美国人交谈。我确定他们是在推销某种东西：债权、保险或汽车。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轻松赚钱的良机就在眼前，他们坚信只要谈得投机，三言两语即可达到目的。
我登门后便想去见这家主人。我询问过两三个人，他们用十分惊奇的目光看着我，都坚称不知他在哪里，我只好悄然溜向那张鸡尾酒桌，只有在花园的那个角落，一个单身男人才不会显得那么无聊落寞。
就在我一路走过去准备大醉一场，以便摆脱这种尴尬处境时，我发现乔丹·贝克从房里走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上端，身体微微后仰，带着轻蔑和好奇注视着花园里的景象。
不管是否受欢迎，我都要死缠住一个人不放，否则的话，我恐怕就要跟身边走过的人寒暄起来了。
“嗨！”我喊了一声，向她疾步走去，似乎整个花园都能听见我那大得离谱的声音。
“我想过可能会在这儿遇见你，”当我走到她跟前时，她好像心不在焉地说，“我记得你就住他隔壁……”
她表情淡漠地握住我的手，然后竖起耳朵，去细听那两个站在台阶下、都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女孩说话。
“哈啰！”她们齐声喊道，“可惜你没赢呀。”
她们说的是那次高尔夫球锦标赛。她在上周的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认识我们，”其中一个穿黄裙的女孩说，“不过也就一个月前吧，我们在这儿见过你。”
“你后来染头发了吧。”乔丹说。我以为那女孩会迅速回应，但她们凑巧走开了，而她的话就像是说给那个过早出现的月亮听的。这句话无疑就和晚餐一样，也是从宴会承办人的篮子里随意拿出来的。乔丹用她那金黄色的长臂挽起我的胳膊，我们走下台阶，在花园里四处漫步。一个放着鸡尾酒的托盘穿越暮色送到我们眼前。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同桌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裙的女孩，以及在向我们介绍名字时叽里咕噜地一带而过，也没听清到底叫什么的三个男子。
“你经常来参加聚会吗？”乔丹问坐在旁边的那个女孩。
“我就是上次聚会时见到你的。”那女孩回答，听起来机敏而又自信。她扭头问同伴：“露西尔，你那次不也来了吗？”
露西尔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喜欢来这儿玩，”露西尔说，“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可以想怎么疯就怎么疯，所以我每回都很开心。我上次来这里，穿的那件晚礼服让椅子给刮破了，他就要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不到一周，克洛伊里尔公司就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套新礼服。”
“你收下了？”乔丹问。
“当然啦。我原本还想着今晚穿呢，可是胸口太大了，得加工一下。衣服是浅蓝色的，镶着淡紫色珠子。市价要二百六十五美元呢。”
“一个人能想到做这种事，还是蛮有意思的，”另一个女孩兴致勃勃地说，“他不想得罪任何人。”
“他是谁？”我追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那两个女孩和乔丹凑到一起，像是在说什么悄悄话。
“有人告诉我，他们觉得他以前杀过人。”
我们都感到一阵战栗。那三个“叽里咕噜”先生上身前倾，开始专注地倾听。
“我倒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露西尔怀疑地反驳说，“他更可能在战争期间是德国间谍。”
一个男子点点头表示认同。
“我也听人这么说过。那人对他非常了解，他们都是在德国长大的。”他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
“不对不对，”第一个女孩说，“不可能是那样的，因为战争时期他还在美国部队呢。”看到我们又转而倾向于相信她，她又带着一脸神秘的表情俯身向前，“你们可以趁他不注意时观察他。我敢担保他杀过人。”
她眯起眼睛，受惊似的打了个冷战。露西尔的身体跟着颤抖了一下。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扭过头，想看看盖茨比在哪里。在谈论起他时，就连这些平时说话百无禁忌的人都显得那样神秘兮兮，这足以证明关于他的揣测是何等富有传奇色彩。
第一轮晚餐端上来了，乔丹邀请我和她的朋友坐到花园另一侧的一张桌前。同桌的有三对夫妇，还有一个陪乔丹同来的大学生，他态度执拗，说起话来旁敲侧击而又不留情面，一副自认为乔丹迟早都是他的人的神气。这桌的人很少走动，都很讲究地保持了一种矜持之态，好像认为自己代表了保守稳重的乡绅贵族。东卵居民屈尊光临西卵，却又谨慎地抵制着这里的灯红酒绿和寻欢作乐。
“我们出去转转吧，”在意兴阑珊地浪费了半个钟头以后，乔丹低声说，“这几位也太一本正经了。”
我们站起身，她的解释是我们要去找这家的主人。我还从没见过他呢—她解释说—这让我觉得不好意思。那个大学生不屑而郁闷地点了点头。
我们首先找到那个人头攒动的酒吧，但盖茨比不在那里。她站在台阶顶上也没能发现他，他也不在露台那儿。我们偶然推开一扇看上去很有名堂的门，那是一个哥特风格的高大书房，四周镶嵌的都是英国雕花橡树，很可能是从国外某个古堡原封不动地运过来的。
在一张大桌子一头，坐着一个醉醺醺的矮胖中年男子，他戴着一副猫头鹰式的大眼镜，眨巴着眼睛盯着书架上的书籍。我们走进去时，他兴奋地转过圈椅，从头到脚打量着乔丹。
“你觉得怎么样？”他唐突地问。
“什么怎么样？”
他把手一挥指向书架。
“就是那个。你都用不着再细看了。我都确认过了。都是真的。”
“那些书？”
他点点头。
“绝对货真价实—一页纸一页纸的，上面都有字儿，啥都不缺。我开始还以为它们都是装样子，是拿又漂亮又结实的纸板做的书壳子呢。实际上，它们绝对是真的。你们看看那纸—等着，我拿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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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也不相信，就快步走到书架跟前，取了一本《斯托达德①演讲集》第一卷回来。
“你们瞧瞧！”他得意地大声说，“这是真正的印刷品啊。开始都把我唬住了。那家伙简直就是贝拉斯科②呀。多么厉害！多么细致！多么逼真！他还知道什么叫点到为止—这些书纸还没裁开呢。但你还想要他怎样？你还能说什么呢？”
他把书从我手里一把夺走，匆忙地把它放回到书架上，嘴里嘟哝着说，撤掉了一块砖头，搞不好整个书房都会塌掉。
“谁带你们来的？”他追问，“还是说，你们是不请自来的？我是有人带我来的。大多数人都是别人直接带来的。”
乔丹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专注地看着他。
“是一个叫罗斯福的女人带我来的，”他接着说，“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我是昨晚在什么地方遇见她的。我醉了大概有一礼拜了，我觉得待在书房可以让我醒醒酒。”
“那你醒酒了吗？”
“好像好点儿了吧，我觉得。我还不敢说。我到这儿来刚一个钟头。我跟你们说书的事儿了吗？它们都是真的，它们都是—”
“你告诉我们了。”
我们一本正经地与他握手告别，随即回到外面。
人们正在花园的那张大帆布上跳舞，有几个老家伙一边推着少女舞伴后退，一边难看地不断转着圈儿，有些舞技娴熟的男女紧紧相拥，躲在角落处时髦地扭动着身体。很多单身女孩有的自顾自地跳舞，有的替乐队成员弹上一通班卓琴，或者玩一会儿打击乐器。到了午夜，欢闹的气氛更加浓厚。一个知名男高音歌手演唱了意大利语歌曲，接着有个声名狼藉的女低音歌手唱了爵士乐。在这两个节目中间，有人在花园各处表演各种“绝活儿”，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直冲夏日夜空。还有一对“舞台姐妹”穿着戏装，表演了一段简单的节目。端给人们的香槟酒所用的杯子，竟比洗指碗①还要大。月亮升得更高了，海湾里宛若漂浮着银色鱼鳞，在从草坪传来的单调而细密的班卓琴音里微微颤抖。
我仍和乔丹·贝克在一起。我们坐在一张餐桌旁边，同桌的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还有一个吵吵闹闹、动辄大笑不止的小姑娘。我现在总算找到了自得其乐的感觉，喝了两大杯香槟酒，眼前的场景也似乎变得朦胧、神秘而又深奥。
在娱乐节目的一个间歇，那个男子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你看起来很面熟，”他客气地说，“战争时期你是不是在第一师服役？”
“是啊。我在步兵二十八连。”
“我在十六连，一直待到年6月。我就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们围绕法国那些晦暗多雨的小村庄聊了一会儿。他显然就住在附近，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打算明早去试一试。
“想和我一起去吗，老兄？就在海湾沿岸一带转转。”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都行，看你方便。”
我正要问他的名字，乔丹转头冲我笑了一下。
“现在感觉好点儿了？”她问。
“好多了。”我又扭头看着我这个新朋友，“这个聚会对我来说很特别。我还没见过主人呢。我就住那边—”我挥手指着远处隐没在夜色里的树篱，“这个叫盖茨比的先生打发司机给我送了请柬。”
他看了我一会儿，似乎很是不解。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叫起来，“噢，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认识我呢，老兄。看来我这个东道主可当得不称职哦。”
他露出了善解人意的笑容—远不只是善解人意。那是一种珍贵而少见的微笑，那样的微笑总会让你感到安心，你一生可能只会偶遇四五次。这笑容似乎只会在瞬间面向芸芸众生，随即便迅速聚焦在你身上，似乎对你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偏爱。这笑容意味着对方完全理解你，信任你，并让你由衷地感觉到，你给对方的印象与你所希望的完全一致。不过就在此时，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到的不过是个仪态优雅的年轻男子，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谈吐间的客套程度近乎可笑。在他做自我介绍之前，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印象：他说话总是字斟句酌的，似乎有些吃力。
盖茨比先生刚表明自己的身份，男管家就匆匆走来说，芝加哥那边有人打电话找他。他向我们微微鞠躬表示歉意。
“需要什么尽管说，老兄，”他诚恳地对我说，“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我过会儿再回来找你们。”
他离开后，我立刻转头看着乔丹，迫不及待地要让她知道我的惊讶之情。我原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油头粉面、大腹便便的中年人。
“他是什么人，”我问，“你知道吗？”
“他不就是盖茨比嘛。”
“我的意思是，他是从哪里来的？是做什么的？”
“怎么，你现在也对这种事感兴趣了？”她勉强微笑着回答，“他跟我说过，他是牛津的。”
一种关于他的背景开始模糊显现,但却随着她的下一句话消失了。
“可是我不相信。”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固执地说，“我就是觉得他没在那儿上过学。”
她的语气让我联想起那个说“我敢担保他杀过人”的女孩，这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的说法：盖茨比出身于路易斯安那州沼泽地区，或者纽约下东区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年轻人不可能—至少根据我狭隘的观念和有限的经验，我个人认为不可能—突然莫名其妙地就从哪里冒出来，并在长岛海湾地区买下一座宫殿式的豪宅。
“不管怎么说，他能组织盛大的聚会，”乔丹跟许多城里人一样，不喜欢谈具体问题，因此改变了话题，“而我就是喜欢大型聚会，有很多私人空间。小型聚会就不同了，没隐私可言。”
这时，嘭嘭地传来一阵低音鼓声，那个乐队指挥开口说话了，声音盖过了花园里那些单调絮聒的谈论声。
“女士们、先生们，”他喊道，“应盖茨比先生的请求，我们接下来将为各位演奏弗拉基米尔·托斯塔夫先生的最新作品，去年五月在卡内基音乐厅相当受欢迎的那首。你们要是读报纸，就会知道当时有多轰动—”他带着轻松自在而又不以为然的神情，笑嘻嘻地补充了一句，“嗯，还算轰动吧！”客人们听了都大笑起来。
“这个乐曲的名字就是—”他兴致勃勃地说，“《弗拉基米尔·托斯塔夫的爵士世界史》。”
我无心去欣赏托斯塔夫先生的大作，因为就在乐队开始演奏时，我看见盖茨比独自站在大理石台阶上，带着满足的神情注视着一队又一队人群。晒黄的皮肤紧绷在那张英俊的面孔上，他的短发看上去好像每天都在修剪。我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邪恶之气。我不知是否因不酗酒而使他有别于那些客人，因为我觉得那种打情骂俏的欢乐氛围越是浓厚，他就越是显得庄重得体。随着《爵士世界史》一曲终了，有的女孩像小狗般欢快地把脑袋依偎在男人肩上，有的仿佛取乐般做出晕厥之状，顺势向后倒在男人的怀里，甚至是随意倒向身后的人群，反正总会有人及时伸手相助。可是，没有谁倒向盖茨比，没有哪个法式“波波头”靠在盖茨比肩上，也没有哪些载歌载舞的人拉着盖茨比加入其中。
“打扰了。”
盖茨比的管家突然站在我们旁边。
“是贝克小姐吧？”他说，“不好意思，盖茨比先生想和您单独谈谈。”
“和我？”她惊奇地叫起来。
“是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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